17岁，阳光灿烂的如花少女，突然被狂风吹落，天使的“翅膀”从此折断……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12年过去了。“轮椅公主”桑兰留给外界的是一张招牌式的定格笑脸，然而，笑脸背后，有多少人知道她的煎熬、焦虑、痛苦和委屈？

　　她告诉《新民周刊》：“受伤后我经常从梦中惊醒，梦到我还在训练房练习体操，尽情体验腾空、旋转、飞翔的快乐，但是醒来一看完全不是这样，连翻身都翻不了，泪水一下子就沾湿了枕巾……”

　　桑兰要为12年前的惨祸打官司。有人说，她是不是疯了？有媒体认为：“她俨然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在‘保姆门’、‘轮椅门’等等事件中饱受非议。”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桑兰的种种“较真”事件，特别是近日发生的“桑兰欲状告12年前的友好运动会组委会的打官司事件”，“是公民维权的进步，也是运动员法律意识的觉醒”。

　　桑兰没有疯。


　　负责桑兰“维权”案的团队已携带大量证据材料奔赴纽约，他们将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办案律师，并已圈定了多名候选人。

　　12年前，一次跳马比赛中的“意外”令体操名将桑兰高位截瘫，为此她一度被推上神坛、被打造成家喻户晓的“微笑天使”，成为自张海迪以来当今中国最知名的伤残人士，她身上的乐观、坚强和自信成为符号和标本。

　　如今，这位曾经“感动世界”的前体操国手却突然向外界表示，要通过司法途径为自己12年前的受伤“维权”。顿时，她成为了“话题人物”，继“保姆门”、“轮椅门”等事件之后，再惹争议。


　　桑兰坐在《新民周刊》记者面前，敞开心扉，侃侃而谈。“我决定打这场官司，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

　　在长达数小时的采访中，记者发现，桑兰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桑兰“疯”了，“脑子摔坏了”。她还清晰地记得数年前，《新民周刊》记者曾经采访过她，她翻看着《新民周刊》特意为她制作的一本影集，上面有她和东视主持人袁鸣、曹可凡的合影，桑兰还关切地问记者：“袁鸣姐结婚了吗？”

　　经纪人黄健给大家泡了碧螺春茶，话题很快转到了打官司的事情上来。究竟是什么让桑兰下定决心，说出真相，并且要将国际体操联合会和友好运动会组委会告上法庭？她说：“说实话，当时身处异国不得不吃亏，当时我才17岁。12年后我不会再吃这个哑巴亏，现在我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当年我身边的人，包括看到我受伤的人如果能够站出来，哪怕正面地面对记者，也许，这个真相早就公之于众了……”

　　桑兰称，当时罗马尼亚体操队一名教练在她起跳前的一瞬间拉了垫子，干扰了她的注意力。“就在我快速地、全力接近它(跳马)的时候，前方忽然闪过一个人影。”桑兰回忆道，“突然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于是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那一幕。

　　在当时的报道里，桑兰以“英雄”的形象出现，有记者称她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教练，我还能练吗？”12年后的今天，桑兰说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感觉到有人在抚着我的头，我的脑子很清楚，还能说话，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都是他，都是他撤垫子，不怪我，真的不怪我！’”

　　可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时一位在场的中国体操队的官员却对桑兰说：“桑兰，不要说话，你摔得很重，你需要休息”，随后她对外宣称：“桑兰的脑子摔坏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桑兰受伤的第二天，美国相关方面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强调桑兰是因为自己在训练中失误造成了受伤……

　　随后，重伤的桑兰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成了坚强、乐观的符号。她被中美媒体称作“微笑天使”，荣获美国纽约长岛纳苏郡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发的第五届“最勇敢运动员奖”。桑兰当年在美国的治疗和康复大约10个月，其间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怀与瞩目。1999年元旦，她成为第一位为纽约帝国大厦主持点灯仪式的外国人。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都给她发了慰问信。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驻美大使李肇星等纷纷前往看望……回国以后，她曾经亲手点燃中国第五届残运会主火炬，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还随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美演出，加盟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星空卫视”，担任体育特别节目《桑兰2008》的主持人。她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破格免试录取，并成为一名合格的广播电视专业毕业生，她曾在全球个人官方网站上线，同时被聘为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的特约记者……

　　在种种荣誉背后，桑兰的现实生活却是如此困窘，连大小便都成为难事。每天她要导尿3次，需要事先准备好尿管、尿片、无菌手套、垫布，一次导尿要花半小时到1小时。大便3天一次，还要用开塞露、润滑油。这种“台前”与“幕后”的巨大落差，贯穿了桑兰受伤后的12年。

　　外界有些人认为，桑兰打官司的起因是国家体育总局体操管理中心“拒绝盖章”事件，实际上，桑兰早在两年前就有了打这场跨国官司的想法。

　　“2007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从北大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了，开始接触社会。”桑兰说，她开始独立面对轮椅外的广阔世界，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终生与轮椅相伴的原因。

　　当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美国ESPN电视台邀请桑兰去纽约录制一档节目，并询问桑兰：“你还有勇气，再看一遍你当年意外受伤的录像吗？”“当然有啊！为什么不看呢？我一直都想亲眼看看受伤的全过程。”桑兰坚定地说。当然，这对她来说是残酷的，因为要看的是她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奔跑和跳越。然而，当桑兰一行从北京飞到纽约，抵达电视台后，节目组负责人突然告诉桑兰，他们无法提供这盘录像带。那位负责人解释说，原本为节目组提供录像带的是一位当年亲历桑兰受伤事件的外国教练，他在桑兰抵达纽约的几个小时后突然变卦，不愿将这份宝贵的证据通过电视台公之于众。

　　虽然没有看到录像，但桑兰和经纪人黄健在那一刻坚定了要打官司的信念。在黄健看来，事发当时桑兰只有17岁，在身受重伤又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她是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事实真相的，“但现在不同了，桑兰已经29岁了，她对当年的一切都有了判断，而且我们也掌握了一部分材料，可以证明那次事故确实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不是桑兰主观上的动作失误”。黄健坚信，如果当时有一个在场的证人作证，或有一个视频画面，都能让桑兰得到应有的赔偿。

　　桑兰告诉记者：“对于一个从5岁开始练习跳马的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定型的，一般都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这是每个练过体操的人都明白的，而且友好运动会时，我的那个动作本身难度也不大。 ”桑兰称，她的动作变形是因为场上的干扰直接导致我空中姿态犹豫，最后摔倒造成惨祸。“以前年龄太小什么也不太懂，现在长大了，也应该为12年前那场事故讨回一个说法了，现在如果诉讼，我将不会起诉这名教练。但主办方对场地疏于管理以及秩序混乱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

　　两年前从美国回来后，桑兰感觉到事情有了转机。她在美期间的监护人为她提供了四五箱12年前的资料，其中包括刊载桑兰受伤事件报道的报纸和世界各地关心桑兰的人写来的信件等。

　　黄健告诉记者：“我不想分析这场官司的胜算，我始终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且法律的天平会倾向正义的一边。”黄健透露，尽管缺少最具说服力的视频证据，但近两年来，黄健通过国际互联网，寻找到了大量关于桑兰受伤的英文材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更让人欣慰的是，他们还找到了一张桑兰跳马时高空俯拍的照片，这些都将成为桑兰打官司的有力证据。除物证外，他们还收集到桑兰受伤时在场的中方及外方教练、友好运动会的工作人员、现场观众等近百名证人的书面证词和音频证言。“这些证据虽不如视频证据那样直观，但也是非常关键的。在许多现场拍摄的照片中，我发现桑兰在近百米助跑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电老鼠’(摄像头)在跟踪拍摄，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渠道找到视频证据。”黄健对此充满信心。

　　8月底，负责桑兰“维权”案的团队已携带大量证据材料奔赴纽约，他们将在当地寻找合适的办案律师，并已圈定了多名候选人。“我们完全按照桑兰的意愿来寻找律师，她的要求就是该律师必须有类似案例的受理经验。”黄健告诉《新民周刊》，在美国，名气大、经验丰富的律师很多，但要从这些人中挑选适合办理桑兰案件的人，还需要一定时间。黄健表示，赴美的团队已经开始拜访有关律师，并与他们研究案件的细节，听取多方意见。一旦确定律师人选，桑兰“维权”案团队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外界公布消息。


　　记者在去北京采访桑兰之前，曾通过宁波市体育局与桑兰的父亲联络，可他的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桑兰对记者说：“拜托你们不要去打扰我的父母，不要再去刺激他们了，我真的很心痛。”提起父母，桑兰很动情：“3年前我就让父母回宁波老家了，不想让他们一直在北京照顾我。这些年他们也苍老了很多……”

　　对桑兰的父桑史盛来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12年前那一幕：1998年7月22日早晨6点，桑兰浙江宁波的家中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体育总局的领导说：“桑兰在训练时出了点意外，请你们准备去美国！”桑史盛一下子蒙了。当晚6点，桑史盛和妻子陈秀凤赶到了北京，他们急切地询问情况，总局领导说：“放心吧，桑兰当时昏迷，现在好了，没问题了。”桑史盛将信将疑。用了两天时间，护照、签证办下来后，桑史盛夫妇飞到了纽约。在纳苏医疗中心，桑史盛见到了整整两年没有见面的女儿。手术后的桑兰睁开了眼睛，昔日健康活泼、青春飞扬的她盖着白被，显得那么瘦弱无助。在走近女儿的那一刻，桑父还心存侥幸，认为女儿一定会康复的。随后，医院的主治医生让他去办公室看CT片，告诉他：“桑兰第六第七节 颈椎错位，伴随完全性脊椎神经损伤，可能终身瘫痪……”，听到医生的话，桑史盛“扑通”一下跪在医生面前，撕心裂肺地哀求道：“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能让她在轮椅上坐一辈子啊！”医生无奈地摇头……

　　常言道：时间可冲淡一切。然而，12年的时间却抹不掉桑兰心中永远的痛。桑兰说：“这种痛，若不是亲身经历，是难以想象的。” 高位截瘫毁灭的不是生命，而是健全、完整的生活状态和无比美丽的人生梦想。人最痛苦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年复一年，一望无边。

　　上海仁济医院医学博士王坚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高位截瘫”指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脊髓损伤，而脊髓损伤就意味着损伤点以下的部位感觉、运动功能全部丧失，大小便失禁，性功能障碍，心律、血压、出汗以及体温调节功能失调、痉挛(肢体反射增强或僵硬)，神经痛，肌萎缩，骨质疏松和骨退化……上海中山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陈婕说，桑兰不但双腿不能动必须坐轮椅，连双手也只保持了部分功能，比如系扣子这样的日常小事，普通人一秒钟就可以完成，像桑兰这样的截瘫者3分钟也未必能系上。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桑兰的手指关节蜷曲无法伸直，如果她想拿稳什么东西，必须借助掌根。桑兰在给《新民周刊》读者题字时，用的是一支特殊的水笔。据了解，截瘫者中比桑兰更严重的患者必须使用呼吸机，比如已故超人扮演者克里斯托弗·里夫。一些情况较轻的的患者双手功能不受影响，但必须借助轮椅代步，而且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对截瘫者来说，合理的导尿次数应该是一天6次。由于小便失禁，患者绝大多数都有肾病，这是由于截瘫者不但感觉不到尿意，而且无法控制膀胱肌肉，不得不通过按压等方法将尿液挤出。按压的时候由于膀胱内压力过高，很容易导致尿回流引发肾炎直至尿毒症……桑兰在接受《新民周刊》数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手臂上出现了红斑“过敏”现象，桑兰说：“我一憋尿就‘过敏’，提醒我要导尿了。”

　　这样的艰难时日不是一天两天，再坚强的人也可能崩溃。

　　去年9月，桑兰“保姆门”事件一时成为焦点。起因是桑兰在网上发表的一篇《什么是家政服务》的博文，指责保姆工作不力，引发网友争论。当时，桑兰在经纪人的帮助下，用相机拍下了自己家中各个脏乱的角落：打印机蒙了一层灰，卫生间墙壁瓷砖上一片黑迹，抽油烟机周围满是黄黑的油垢，相框上灰尘满盈一摸一个手印，队友当年赠送的千纸鹤的绳子上也长了“千年的尘土、万年的毛儿”……在这满是灰尘与污垢的房屋里每天进行“无菌导尿”，居然“今天还活着”，还没有尿路感染，感到“庆幸”的桑兰对小保姆满是无奈与心寒。一天清早，小保姆突称父亲病重，提着行李拂袖而去。

　　面对桑兰的公开指责，小保姆杜春兰显得相当委屈，她专门上网找到了桑兰那篇博客，看过后哭了两次，“为什么这么说我？她博客里写的那些东西让我看了很难受。”博客中称她“木讷得像可可西里的枯枝”，还公布了她包括身份证号码在内的许多个人信息。杜春兰认为桑兰的博客写得很片面，“桑兰跟普通人不同，很难照顾。我每天都睡不好觉，你想她一天要导三次尿，一次就是两个多小时，三次下来就六个多小时了。她还养了三条狗，每天我还要去遛狗。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杜春兰说，在桑兰家干了两个月，自己瘦了十几斤。杜春兰还说：“其实我跟桑兰相处得还可以，她很喜欢吃我做的饭菜。我提出辞职时，她也没说什么。我搞不懂，她怎么在网上说了我这么多坏话。桑兰在我们公司换了多个保姆，换得这么勤，她怎么也不想想她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聊天中，记者了解到桑兰其实只养了一条狗，而不是像保姆小杜所说的“三条”，导尿时间一般都是一个小时而不是“两个小时”。去年那起“保姆门”事件桑兰也挺心烦，不过现在她平静地说：“事情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何必还去纠缠呢，也没有意思。”她说当时那么生气并不是完全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因为保姆这一行业很不规范，服务没有保障，工作人员缺乏职业素养，为此桑兰还专门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情景剧，来揭示这一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当年桑兰受伤后从美国回来，正式从国家体操队退役，到中国康复中心继续接受康复治疗，为此，中心特意为她安排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住房。此时的桑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坐着轮椅都无法靠近洗脸池，无法拿吃饭的筷子，无法穿衣，为此，桑史盛夫妇双双辞去工作，举家迁往北京，做女儿的全职守护神。桑史盛夫妇不知不觉在女儿身边守护了十余年。常年超负荷的劳作，让桑史盛过早地衰老了。他才50来岁，头发已经花白，还落下了腰酸腿疼的毛病。

　　3年前，在京照顾了她近10年的父母回了宁波，孝顺的桑兰不让父母在自己身边照顾她，就是想告诉家人，想让父母放心，她虽然残疾，但并不是个废人，她能够自立。然而，如果桑兰只是靠现有的工资，她的生活根本就没有保障。当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浙江省体育局一次性各付了20万元补偿金之后，桑兰算是与国家体操队脱离了关系，再也没有经济和医疗保障。目前桑兰的全部固定收入，是浙江省体育局给的1600元工资和600元保姆费，共计2200元，这笔钱如今在北京都请不到一名特护人员。医保所承担的看病费用不能完全满足目前桑兰的需要，桑兰的美国主治医生希望她每天都做康复训练，但每月康复训练的费用就需要3000元左右。

　　现在桑兰每月支付保姆费2700元，比去年涨了100元，加上其他必需的生活费，总数至少要5000元，这都要靠桑兰额外工作才能挣出来。目前桑兰通过写书、拍电视剧、担任主持人、拍广告等一系列工作，可以达到一个相当于白领的小康生活水准，以后如果能与相爱多年的男友兼经纪人黄健结婚，那么她的生活应该没有后顾之忧。可是，在桑兰看来，她坚持打这场官司，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她自己，而是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残疾运动员。

　　两周前，桑兰在网上连发19条微博(http://t.sina.com.cn)，直指国家体操队在她受伤后的12年里对其不闻不问。一些领导甚至对她正常的采访活动进行了干扰。而造成她今日“完全性脊髓损伤”行动不便的那场“事故”，桑兰特别声明并非“意外”，而是“事故”。时隔12年她要打的这场跨国官司，是要求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承担当年组织混乱的责任，赔偿她的损失。桑兰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国青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 ‘桑兰和我们没关系’。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凉了一半，虽然我的人事关系在浙江，但就这一句话，我的心很寒。”

　　于是，桑兰翻起了12年的旧账，历数国家体操队和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对她的冷淡和回避。黄健插话说，现在体操队某知名教练“看到桑兰就躲”。桑兰渴望尊重、渴望关注，她说：“从我受伤到现在没有过再次踏进场馆的经历。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每年的体操队春晚都没人邀请我。前些年王钧副局长来家看望我，要求体操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春晚，我这才有幸回了一趟体操队。”

　　对于桑兰在网上发微博的“反常行为”，国家体操中心并没有正面回应，体操队领队张佩文说：“没有听说这件事情，现在不方便说什么。”尽管居住在北京，桑兰本人的关系目前在浙江省体操中心。浙江省体操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桑兰回杭州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见面，前不久她在杭州和瘫痪的排球运动员汤淼碰头的时候，看上去心情还蛮好，我们也很意外看到她在微博上写这些。”

　　桑兰的经纪人黄健则表示，“不管怎么样，桑兰是代表国家体操队比赛时受伤的，当时情况到底怎么样，我想体操中心肯定是清楚的。在我看来，现在这个情况，是很多事情多年来日积月累导致的结果。”

　　运动员维权或许已是老生常谈，桑兰的遭遇却让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诸多退役后的伤残运动员。近年来，桑兰作为“奥运之星保障基金”的发起人，为了让更多曾做出突出贡献的伤残运动员有个更好的归宿，加入到了保障基金的筹建工作中。已近而立之年的她下定决心“打官司”，既是为自己的明天，也是为中国伤残运动员的明天讨说法。


　　桑兰的官司的关键是取证，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桑兰能够赢得这场官司，那么她不仅会为自己讨回公道，而且还必将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

　　外界对桑兰“讨说法”褒贬不一，围绕整个事件的几大焦点问题值得深思。在某网站一项调查中，有76%的网友认为，此举是中国体育界维权意识的进步，桑兰有权为自己申诉。


　　【焦点问题】国内媒体对于桑兰这起跨国官司的焦点，集中在“诉讼时效”上。桑兰强调，之所以时隔12年后再提旧事，是因为当年一些外界因素不允许她“寻求说法”，暗指有领导示意息事宁人。

　　【专家说法】“在举国体制的大环境下，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界都有‘个人服从组织’的意识，一方面，这确实有利于维护大局。与此同时，也使得多数运动员都抱有‘个人吃点亏就算了’的想法。”这或许也是当时桑兰只字未提，隔了12年后又站出来打官司的原因。

　　南京体院专家王正伦认为，12年后桑兰主动站出来讨说法，与其说是整个体育界维权意识的提升，不如说是整个国家更注重对人权的保护，“桑兰维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个案。”


　　【焦点问题】桑兰在其微博中提到，“今天，全国青联第十一届委员会将推荐表递到体育总局，要求单位盖章。机关党委打到体操中心，得到的回复是‘桑兰和我们没关系’。”

　　【专家说法】桑兰和国家队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专家分析说：“我们的国家队不属于常设机构，按说国家队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应属于聘用劳务关系，队员从地方队调到国家队，双方应有明确的协议。比如，美国‘梦之队’要从NBA某俱乐部调人，必须有相关的契约，其中包括对运动员的权益保障。”但无论是12年前还是如今，国家队都是一纸调令就把运动员要走了，不会签订任何契约。而运动员在国家队训练或代表国家比赛期间，他们的各种关系还在地方队，工资也在地方拿，国家队只给训练津贴。于是，这就造成了桑兰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发生意外后，没有明确说法，也缺乏第三方力量介入来帮助她维权。而桑兰事件之后，我国运动员虽然都有了意外保险，无论代表国家队或地方队参赛，这方面有了相应保障，但在运动员自身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责权不清晰等问题。


　　【焦点问题】12年前在美国出事后，桑兰得到一份美国方面的医疗和意外合并险。此次她投诉也直指美国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有人称，当时国家队带着未满18岁的桑兰参加商业比赛，却未帮她办理任何保险，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桑兰无法就此将国家队告上法庭，因为缺乏相关法律依据。

　　【专家说法】在西方发达国家，运动员维权意识很强，他们国家相关法律也非常成熟。在我国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却很平常。比如，曾有一名澳大利亚自行车运动员为自己无缘亚运会将主教练告上法庭，主教练认为，另一名年轻选手比这名曾经的亚运会亚军更有潜力，但法庭最终却以《公平竞争法》判主教练败诉，并责成进行选拔赛。最终，老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参赛资格。

　　我们国家现行《体育法》没有相关实质性条款。这也是为何足球界出那么多事，却苦于“无法可依”。要保证运动员权益，当务之急就是将体育纳入法律轨道，制定出实施细则。另据上海著名律师庄正权分析，桑兰的官司的关键是取证，而且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桑兰能够赢得这场官司，那么她不仅会为自己讨回公道，而且还必将获得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

　　当今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举国体制的“后遗症”。体制不变，憋屈难除。

　　桑兰灿烂笑容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痛苦、纠结，和太多的不解和委屈。当年，驰骋赛场上的她曾是金牌选手、世界冠军接班人，然而在她倒下之后，在轮骑上的12年时间里，一些她曾经依靠的单位领导，从来没去看望过她一次，伤残后的保障工作也很不到位。更有体操中心领导声称：宣传桑兰会让孩子们远离体操……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这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悲哀，更是体制的缺憾。伤残运动员的救助和保障问题，引人深思。


　　正如上海体育界资深专家段翔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所说，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全民体育，要想在竞技体育领导域取得成功，要想在奥运会上登上巅峰，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都要进行魔鬼训练。不同的是，在欧美一些体育事业发达的国家中，体育训练更加人性化一些，运动员自我选择的空间更大，运动员的伤残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而在中国，“金牌任务”更加沉重，而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运动员的保障制度却很不健全。

　　从某种意义上讲，桑兰是幸运的。然而，桑兰的幸运更多是一个特例，在中国，许多退役运动员的生活没有保障，一些伤残运动员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同样是运动员出身的滑冰名将叶乔波就曾呼吁：“作为一名退役运动员，我希望大家在关注2008奥运会成绩的同时，还要想到有比金牌更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在那年的政协会议上，她还提交了《退役运动员生存与发展问题及建议》提案。“面对退役运动员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困难，我们制定政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一位官员说，“我们手头有许多研究如何妥善安置退役运动员的课题，但大家的实际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就是船大难掉头。整个体制就是这样，指望国家财政为提高退役运动员的补偿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位体育官员说出了大实话。客观地讲这些年国家为退役运动员的确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举国体制之下那些没有成绩、默默无闻的专业运动员(也被人们称为是塔基下的运动员)真是太多了，全靠财政拨款、强行安置是行不通的。在桑兰伤残后的第八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运动员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文件。目前很多地方体育局由于种种困难，一直无法落实。

　　据记者了解，随着各省区市各级运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退役运动员也在逐年增多，目前我国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非奥运年每年有近万名运动员退役，奥运年的退役规模则更大。但本该与之适应的就业率却是逐年下降，相当一部分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队中，有的甚至长达10年之久。得到“妥善安置”的退役运动员只有千人左右。

　　“现在的情况是，金字塔的塔尖，就是在国家队里出成绩的运动员，基本上都不愁退路。但对于塔身和塔基，也就是国家队的基础力量，我们的保障力度相当薄弱，更何况还有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的区别。” 叶乔波告诉记者，“其实，‘安置’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叫法，现在的说法是一次性补偿，补偿额由各地方体育局自己做主。”目前，经济发达地区最多有给退役运动员补10万元的(这10万元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几千元，而且还不容易拿到。对大多数退役运动员来说，带着一身伤病离开奋斗多年的运动队后，只能拿几千元补偿费，确实令人同情。

　　由于从小投身体育，退役后创业难就业也难，在上世纪90年代，只有获得世界大赛前3名的运动员退役后才有免试进入高校学习的资格，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已把限制条件放宽到全国比赛前3名，即便这样，90%的退役运动员仍然得不到“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退一步说，那些上了大学的退役运动员，很多都只是“混”个文凭而已，能够踏踏实实学习知识的运动员并不多见。

　　“现行《体育法》纲领性过强，没有对运动员伤残医疗保险、社保互助进行具体的立法保护。”叶乔波说，“所以，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运动员已成为了社会负担，并非是危言耸听。”

　　从桑兰打官司事件也可以看出，她在等待12年后才决定走上法庭，是因为当时受到太多的限制，被人以“脑子摔坏了”为由剥夺了说真话的机会。如果她是一名美国运动员，如果惨祸发生时就决定打官司，桑兰或许真的能获得巨额赔偿。所以，桑兰心中的委屈和郁闷，其实凸显的是体制的弊端、立法的欠缺。


　　《新民周刊》采访桑兰时，她谈到的一个细节让人震惊：“体育中心某位领导要求央视主持人不要再宣传桑兰了，(因为她的伤残)现在练体操的孩子都越来越少了……”看得出来，有些人并不喜欢桑兰，甚至讨厌她，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怕桑兰影响了他们的“体操事业”。

　　可是，仔细想想，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真正把体育当成“出路”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这跟桑兰又有什么关系呢？随着资讯越来越发达，随着中国老百姓对体操训练越来越了解，有多少家长会把孩子送到红地毯上？

　　按照那位体操官员的逻辑：在巴西是否会因为一位足球队员场上猝死，许多人从此不踢足球？在美国，是否因为短跑名将乔伊娜的猝死，很多人远离田径？显然，那位体操官员的想法是很片面的。说到底，现在的中国孩子之所以不愿意选择体操运动，是因为举国体制下的训练手段太过于军事化。多年来，中国体操为了追求成绩，强调难度，严格控制身高、体重，在中国练体操，退役后女孩子的身高一般都在1米5以下，男孩的身高都在1米6左右。然而，在国外体操女运动中，我们却看到1米65的霍尔金娜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这绝非偶然。有专家指出，如果俄罗斯名将霍尔金娜生在中国，光凭她那两条大长腿就早早被体校淘汰了，就算她再热爱体操也别想进入国家队、征战奥运会……

　　由体操项目，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体育项目，在中国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要想获得成功首要因素并不是他自己的爱好，而是在于教练员的选材和举国体制下的重点培养。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没有人在乎群众基础，没有人关心老百姓的喜爱程度。因此，我们发现中国竞技体育的传统强项，比如跳水、体操、举重、柔道、女子摔跤、射击等等，并不是群众基础好的项目，而在大家喜欢的三大球和田径、游泳项目上，中国选手表现得实在不行。这就恰恰表明，中国为何不是体育强国了。相反，在欧美体育强家，他们的竞技体育项目强弱，与群众体育息息相关，而且运动员从小就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

　　早在20多年前，作家赵瑜就对举国体制进行了解读。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赵瑜到当地的白求恩医院看病，只见众多病人由亲友搀扶着呆立在医院里，而门诊室内竟空无一人。医生们到哪里去了？疑惑间突然鞭炮声大作，医护人员聚在一起雀跃欢呼，人丛中打出了“热烈庆祝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巨大横幅。 眼前这一群喜笑颜开、置本职工作于不顾的“白大褂”，与病人们苍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偶然的一幕让赵瑜开始心生疑虑：体育在这些医生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开始搜集、查证资料，结果吃了一惊：中国3亿体育人口，但每年到医院看病者达25亿人次！这个更为巨大的反差让他焦虑不安，赵瑜决定写“强国梦”，文中全方位地触及了中国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运动员文化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等。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

　　《强国梦》对体育界的诘难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庸俗低鄙？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如今，20多年过去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的金牌数量由当时的区区15块，增长到51块，在金牌榜上的位置由当时的第十一名，一跃成为笑傲世界的第一名。可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也不敢称自己是“体育强国”。

　　由此可见，当今退役运动员、尤其是伤残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救助的欠缺，正是举国体制的“后遗症”。体制不变，憋屈难除。